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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使③|史明德:亲历中国外交走向世界中央

2019-11-08 21:11:37

[编者注]

在新中国外交的70年里,许多令人难忘的“亮点”历历在目,光彩夺目,温度感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汹涌的新闻采访了许多代表中国海外的大使。他们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见证了祖国日益强大和在国际舞台上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大陆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发表了对前中国驻德国和奥地利大使施明德的专访。施明德于1972年进入外交部,并于2012年至2019年担任中国驻德国大使。他长期从事中国与德国和欧洲的外交工作。

他9岁开始学习德语,17岁进入外交部,被派往东德学习。此后,他开始在东德大使馆工作...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前驻奥地利大使施明德经历了47年的外交生涯,从“基本上没人在看你”到“所有场合都在吸引注意力”。这也成为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真实写照。

“每年,德国总统和总理都会举行新年晚会,并从不同国家召集特使。每次他们说完话,我都是第一个被礼宾官带到领导面前进行交流的人。与德国总统和总理站在会议厅中央,我旁边的特使都羡慕地看着我们。施明德在最近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忆道:“中国大使在各种场合的出席表明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由国家的发展、地位和影响决定的。所有人都重视你的言行,但你的责任越来越大。”

石明德大使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实习生张晨阳

早在1972年就去民主德国(东德)学习的施明德回忆起他最初的印象,“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分裂的首都”。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能发动侵略战争,也由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管理。

“可以看到美国士兵在东柏林的街道上巡逻,也可以看到苏联士兵在西柏林地区巡逻。”施明德描述道:“看到一个国家的首都被外国军队分割成四个部分并占领,我深感同情,他们都享有特权并到处耀武扬威。”

“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告诉德国人,我们希望德国支持中国的统一,就像中国支持德国的统一一样。德国有义务和道义责任在道德、政治和国际法方面支持中国的统一。”石明德说。

我们一贯支持德国的统一。

澎湃新闻:你于1972年开始在民主德国(东德)学习。中国还于1972年与联邦德国(西德)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你能介绍一下中德建交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吗?

施明德:1972年11月,我被外交部派往民主德国学习。中国和民主德国于1949年10月27日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联邦德国于1972年10月11日建立外交关系。中德关系现在实际上是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恢复,中国迎来了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高潮。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跟随美国。中美关系的开启为中德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当时,在建立外交关系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受到全球战略需求的驱动。

1972年10月11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署了《建交公报》。源地图

事实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就愿意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上个世纪)20世纪50年代,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已经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非正式的贸易关系早已存在。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后,我们与西方和德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当时的气候形成的,也是由德国自己的利益决定的。

澎湃新闻:回顾40多年的外交生涯,你能梳理一下中德关系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以及它是如何发展的吗?

施明德:我们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从1949年持续了41年,直到1990年两国统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关系非常好,交流非常频繁。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双边关系相对冷淡,冲突仍在继续。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的关系有所改善。总而言之,它可能是“中间大,两端小”。

自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至1980年代末,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一直发展顺利。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种关系经历了一些挫折。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它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之间有一些起伏,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两个德国人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民主德国当时对改革开放持批评态度。他们坚信苏联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模式。我们认为,实践证明,苏联模式不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商机。包括施密特、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在内的历届总理都多次访华。

因此,国家利益和综合实力是一个国家外交最根本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支持德国的统一,并相信德意志民族最终会统一。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成了高度一致。当我们的领导人访问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时,他们都重申支持德国的统一。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告诉德国人,我们希望德国支持中国的统一,就像中国支持德国的统一一样。德国有义务和道义责任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国际上支持中国的统一。

目前,中德关系最为稳定和务实。

澎湃新闻:今天中德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施明德:中德政治互信日益增强。两国领导人几乎每年都进行互访。在默克尔执政的14年中,中国访问了中国12次,这是西方现任领导人中访问次数最多的一次。这在我们的外交关系中也很少见。此外,默克尔和我们的领导人建立了非常信任的个人和工作关系。

我曾陪同默克尔总理六次访华,她对中国的了解也在不断发展。当她刚刚掌权时(她在2005年成为德国联邦总理——编者按),她认为中国和东德没有太大区别,至多是“东德”的放大版;然而,在第三次访问后,她每次都去北京以外的一个省,看到中国的变化。特别是在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后,她认为中国走的发展道路与苏联和东欧完全不同,符合中国的发展。她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表示特别钦佩。因此,每次访问加深了她对中国的了解。

2018年5月25日,默克尔(左四)和施明德(左一)出席德国工商会深圳创新中心开幕式。

政治水平是我们关系的重要保证。自2014年以来,中国与德国建立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德关系应该是发展最快、最稳定、最务实的一对。

此外,经贸关系是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也非常密切。这些密切的接触和关系为我们与德国的整个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我在德国当了六年半大使,在德国工作了47年。我深感随着我国的发展,与德国的合作基础越来越广泛。我经常告诉德国人,中国的发展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例如,德国三大汽车公司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在没有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仍保持今天的地位?当然,这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给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中德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德合作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例子。没有必要害怕。竞争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通过健康的竞争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澎湃新闻:为什么两国会有如此好的双边关系?多年来中德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外交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施明德:中德政治互信非常大,这种政治互信的内涵近年来有所发展。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实施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世界秩序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中国和德国都是世界主要实体经济体、主要贸易国和主要制造国。我们的利益和发展决定了我们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这对我们两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两国在全球层面和全球治理层面的概念趋于一致,这也是增进信任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和德国之间的利益已经相互融合。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德国有技术,但没有市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我国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无现金支付、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领先于德国。因此,我们可以充分互补优势,共同发展。

此外,中国和德国愿意共同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它。默克尔和我们的领导人在访华期间就此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这一发展得到了两国人民的支持,这也是德国联邦议会两党的共识。因此,共同利益决定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

澎湃新闻:你觉得一些德国政客无缘无故指责中国怎么样?

石明德:应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伴随着各种批评和指责。不要指望每个人都称赞你,因为中国和欧洲、中国和德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上是不同的。这些东西将永远伴随着整个发展过程。这是正常的状态,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待它。同时,我们看到合作是主流,友谊是主流,这是不变的趋势。

外交工作是尽可能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力调动积极因素,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尽可能将消极因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我们的发展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

三大变化冲击了欧洲的“稳定锚”

澎湃新闻: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政党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然而,一些最初的边缘政党以及一些带有民粹主义、仇外心理、民族主义和“欧洲怀疑论”思想的政党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你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未来将如何发展?

施明德: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变化”。所有国家都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不能置身事外。欧洲有几个重大变化值得关注。一是政党分裂。传统的大党已经失去了权力,一些边缘小党正在崛起。中间的力量正在分裂,左右两边的力量都在上升。第二,社会空前分裂。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正在分化。一些极端势力甚至出现了。第三,民粹主义正在兴起。

德国一直是欧洲的“稳定之锚”,但这个“锚”现在不稳定了,因为刚才列出的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发生了三大变化,在德国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

这一发展意味着什么?正是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和影响,是所有人和所有政党面临的问题。例如,法国70年来一直被两个传统的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所统治,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百年老店”,民意支持率现已降至略高于10%。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些大政党僵化,跟不上时代。其次,他们无法面对整个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制约的地步。

因此,如果这些传统政党不能改变现状,不能适应发展,现在不能提出解决巨大问题的办法,那么它们只会越来越糟。

澎湃新闻:你如何评价默克尔的政治生涯?自2005年以来,她一直担任德国总理,现已进入第四个任期。她还宣布将于2021年退休,结束她的政治生涯。

施明德:默克尔的执政风格是典型的德国风格,非常务实,也非常冷静。默克尔在欧洲当前的政治家族中执政时间最长——14年,这也是国际社会不断变化、国内局势起伏不定的14年。她也是欧洲和德国的“稳定之锚”。可以说,她在欧洲政治家中享有最高声望,有时还占据着领导地位。

她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也非常熟悉默克尔本人。她很复杂。首先,她是女人,其次,她是东德人。她终于成为一名有国际声望的政治家。在国内政治中,她可以击败如此多的东西方各种类型的政治家。“让风浪上升,稳稳坐钓鱼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19年2月,即将离任的施明德向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告别。德国大使馆网站

然而,任何人或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从默克尔宣布辞去(德国民主联盟)主席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后默克尔时代”已经到来。默克尔面临着各种挑战,并任命了她的继任者(安妮·格雷特·克拉姆-卡伦堡,现任CDU主席兼德国国防部长兼编辑笔记)。后者能否成功更值得怀疑。很难说CDU将在未来的选举中赢得多少选票。政党分裂、社会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然而,默克尔的信用不容否认。她的声望仍然很高,尽管不是她政府中最高的。她已经宣布不会寻求连任总理,这意味着她愿意执政到2021年9月。然而,考虑到德国内政的发展,我们不能排除中间事故。

我们应该让中德人民客观地了解对方的国家。

澎湃新闻:德国许多地方媒体采访过你,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在国内外问题上的立场。你认为中国外交官在外国媒体中的角色如何?

施明德: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行。外交官是国家的代表,所以他们的演讲也很有价值。

在德国逗留期间,我每年收到大量邀请,每年至少发表50次演讲。此外,德国的演讲有一个严格的规则,给你两个小时,只允许你用手稿最多讲半小时到40分钟,然后回答一个半小时的问题。我基本上可以在这50份报告的前30到40分钟完成发言,并在最后一个半小时回答各种问题。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施明德在德国逗留期间向德国经济界做了一次特别报告。德国大使馆网站

我的一个深刻感受是,去过中国的德国人仍然对中国有(积极的)印象,并且谈论不同的事情。然而,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来中国。大多数德国人通过报纸、电视或广播了解一些非常片面的中国信息,他们80%的报道是负面的。因此,有许多偏见和误解。我们需要讲一个关于中国的好故事,讲一个关于中国发展的好故事,用事实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从事外交工作已经47年了,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扭转德国和舆论对中国报道的基本局面。

澎湃新闻:主要误解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误解?

施明德:大多数德国人仍然通过教科书等尊重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他们钦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奋、创造力和能力。同时,他们也有恐惧。过去,他们害怕经济竞争。现在他们担心中国会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过德国。他们甚至更害怕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德国人有更好的印象。中国人认为德国人勤奋、守时、守纪律等等,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印象。事实上,德国在这些方面不如过去。火车和飞机延误在德国也很常见。

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在于,中国人过于美化德国,而德国人过于关注中国的消极方面,倾向于更加突出意识形态。所以我认为需要更多的交流,包括文学、戏剧和音乐。我翻译了一本名为《超越社会》的书。当时,有许多社会问题,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繁荣下的贫富差距。翻译这本书,中国人应该客观地理解德国,看到德国繁荣和发展的一面,也看到德国的另一面。

我认为中国人对德国的了解比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这要求我们加强联系,加强沟通,增进理解。这仍然非常重要。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时不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理解,但也会带来更多的误解。这要求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我们的外交官、媒体和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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